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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购合同   成立时间   要约   承诺   格式条款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目前网络购物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购物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商家因缺货、标错价格等单方面取消消费者订单的情况,此时消费者主张其已支付价款,合同已经成立,商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商家则认为商品尚未发货,合同未成立,无需承担责任,由此对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时间问题产生争议。 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直接取决于网络商品展示页面的性质认定,即属于要约亦或是要约邀请的问题。若网络商品展示页面的性质为要约,则消费者成功提交订单时合同即成立,若其性质为要约邀请,则消费者下单属于要约,此时需要经营者予以承诺,故还需界定系统发出的订单自动确认信的性质。需要注意的是,在交易实践中,平台往往基于交易效率和规避风险的考量,在平台注册协议中约定“商品实际出库时合同成立”此类格式条款,虽然《电子商务法》出台后大部分平台已经删掉此条款,但仍存在部分平台保留此条款,此类条款的效力直接影响网购合同的成立时间。现今,该条款效力应如何认定、网络商品展示页面究属于要约亦或是要约邀请、商家发出的订单自动确认信能否认定为承诺等问题是学界以及实务届的争议焦点。因此,如何界定网络商品信息展示页面的性质、如何识别网络购物合同中的承诺,如何从立法目的出发并结合电子商务实践对该格式条款效力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定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的合理方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的学理争论和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进行梳理总结,分析网购合同成立时间存在认识分歧的原因,并对域外网购合同成立时间进行比较分析和借鉴,从而在《电子商务法》第49条、《民法典》第491条规定并不明朗、尚缺乏一般化的裁量标准的情况下为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规则提出合理的界定标准,即为要约和承诺提供具体的判断角度,为网购合同成立时间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标准,以探寻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时间,并期待能够对司法实践审判有所帮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主要提出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现有之问题。通过对网络购物合同的概念及特殊性的介绍可知,网购合同订立主体、缔约意思表示和订立方式有别于传统买卖合同,但这并不影响对其本质属性的界定,其属于电子商务合同、消费者买卖合同、诺成合同以及双务有偿合同,对其成立时间问题的探讨仍需回归到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上去。通过对案例的检索分析汇总以及对学理争议的梳理总结,得出目前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网购合同成立时间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三点分歧:一是对网络商品展示页面的要约性质认定不一,二是对订单自动确认信的承诺性质认定不一,三是对网购合同成立时间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一。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网购合同成立时间认识分歧的原因。从法律制度供给方面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法律对要约和承诺、对网购合同成立时间格式条款的效力判断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对要约判断标准的不明主要体现在对要约构成要件的理解不同、利益倾斜保护对象不同,对承诺判断标准的不明主要体现在对支付货款定性不明、订单自动确认信性质不明,对格式条款效力判断标准的不明主要体现在提示说明义务判断标准的不明、合理性和合法性审查标准不明两方面,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由法律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引起的,是立法技术的选择,法律需要以概括性判断标准为原则从而得以囊括各类案件,但建立统一的审查标准势必伴随着判定标准过于抽象从而使得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于宽泛的问题,也就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网购合同成立时间出现争议。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判断标准入手,为要约和承诺提供具体的判断角度,为网购合同成立时间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标准,并根据个案积累总结与归纳,使经营者和消费者能够准确把握不公正格式条款的形式,避免法官享有过多自由裁量权,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详细的审判参照,弥补现存法律规则的抽象不足。 第三部分,选取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作为分析对象,对域外网络购物合同成立时间进行比较分析和借鉴。通过域外对网络商品展示页面性质认定的考察情况可知,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学理上,其主要是以网络商品展示页面类比价目表寄送,以不特定对象同时间涌入会导致商家出现断货风险为由否认其要约属性,从经营风险角度倒推商家不愿受拘束之意志,本文认为网络购物交易的特殊性使得网络商品展示页面不能类比传统的价目表寄送,电子交易系统的互动性和及时的交易程序设置表明了经营者受拘束之意思,且商家缺货的风险乃合同能否履行之问题,与合同成立挂钩未免错位;对于订单自动确认信的性质,可以借鉴德国通说,根据具体内容判定性质较为合理;对于网购合同成立时间格式条款的规制,可以根据该条款是否被清晰明确的表达、是否能够引起消费者足够的注意、消费者是否同意受到该条款约束等条件作为考量标准,聚焦到对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域外的做法有一定可取之处,我国可根据利益减损、权义

关键词： 血清胱抑素C   高血压   早期肾功能损害  

摘要： 目的 探究血清胱抑素C(Cys C)检验对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害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在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55例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害患者为试验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55例为对照组，检测两组受检者的Cys C、尿素(Urea)、血清肌酐(Scr)指标，并按照肾脏功能损伤分级，评估其Cys C、肾小球滤过率(GFR)的变化趋势。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Cys C、Urea、Scr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肾脏功能损伤级别越高，Cys C水平越高，GFR数值越低(P<0.05)。结论 血清胱抑素C检验能够为临床诊断高血压早期肾功能损害提供重要依据，有助于医生判断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对预防和治疗患者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和应用。

摘要： 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提高，涵盖血液、尿液等体液样品的生化分析、免疫分析等实验室和临床自动分析装置和方法的专利申请量日益增多。该领域的特点是，日本技术发展早，专利布局也较完善，另外，专利申请在IPC分类号G01N35分类位置下申请量最多。图1为G01N35分类组下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前，在WPABS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按申请量排名的各国申请量对比图。从图中也可看出，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中，日本专利申请量最大。

关键词：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   信息化水平  

摘要： 作为“新基建”的核心，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和现实载体，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深入考察信息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助于加快将我国信息基础设施优势转化为生产率优势，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文利用2011—2020年全国地级市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构建面板数据，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影响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第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其所在地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第二，从影响机制上看，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本、推动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农业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位于大城市的企业相对于位于小城市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效识别了信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理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发挥的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的普惠共享，推动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降低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关键词： 纳米颗粒物指纹   共现同位素组合   有监督学习   样品溯源   多版本数据管理系统  

摘要： 在纳米颗粒研究领域,环境样品中的纳米颗粒具有数量大、种类多的特点,因此需要借助机器学习技术对样品中大量的纳米颗粒进行分析来确定样品组成,进而实现环境监测。但是该领域已有的研究中普遍通过实验对样品中纳米颗粒特有的元素进行提取,或者直接使用无监督方法对样品中的纳米颗粒进行聚类来判断样品的物质组成达到样品溯源的目的。以上方法无法对样品溯源结果进行量化,并且没有对纳米颗粒数据蕴藏的信息进行充分挖掘。针对上述纳米颗粒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单颗粒电感耦合等离子飞行时间质谱仪(SP-ICP-TOF-MS)获得的样品粒子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了“纳米颗粒物指纹”的概念来表示样品纳米颗粒中的共现同位素组合。纳米颗粒物指纹提取了样品中特殊的同位素组合,并可以通过对纳米颗粒物指纹所属的物质进行分类来了解样品中含有的物质种类;通过匹配纳米颗粒物指纹对应的纳米颗粒,对每种纳米颗粒物指纹的同位素分布进行统计;基于纳米颗粒物指纹的类别和同位素分布,可以对环境样品的溯源结果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基于纳米颗粒物指纹,针对纳米颗粒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做出的主要贡献如下:(1)对纳米颗粒筛选方法“迭代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迭代法可同时处理的同位素数量由7种增加至34种;实现了一种新的纳米颗粒筛选方法“泊松法”,改变了该方法仅仅停于理论研究的现状。(2)提出了“纳米颗粒物指纹”的概念,对样品纳米颗粒的共现同位素组合进行表述。将纳米颗粒物指纹提取任务转换为频繁项提取任务,基于频繁项挖掘算法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加权算法TF-IDF,建立了纳米颗粒物指纹提取算法。该算法适用于纯样品、配置样品和真实样品的纳米颗粒物指纹的提取,均表现出良好的性能。(3)建立了基于监督学习的样品溯源算法。在得到样品纳米颗粒物指纹同位素分布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包含元素原子属性(电负性、原子质量、价电子属性等)的外部数据magpie构建纳米颗粒物指纹的特征,并基于该特征首次建立有监督的纳米颗粒物指纹分类模型对纳米颗粒物指纹所属的物质进行分类,根据纳米颗粒物指纹的分类结果和包含的纳米颗粒数计算出样品种的物质分布,实现样品溯源。基于纳米颗粒物指纹和配置样品的质量分布,设计了配置样品标签生成算法来计算配置样品的物质含量,并将其作为标签实现了有监督的样品溯源。(4)设计实现了纳米颗粒分析系统MVNAS,实现了对样品中的纳米颗粒从筛选到溯源的完整分析处理。本文将不同支持度对应的分析流程定义为一个版本,以版本为单位对样品在不同支持度下进行纳米颗粒物指纹分析、数据集构建、模型训练和样品溯源。MVNAS支持同一批次实验数据在不同版本下进行分析处理,以及不同版本下模型的复用。MVNAS基于数据湖的思想对实验数据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管理,该系统是目前首个针对样品纳米颗粒数据的管理系统,实现了处理流程中间数据的回溯和纳米颗粒物指纹分析结果的可视化,以及对不同版本模型的复用。

关键词：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养儿防老观念   保险业数字化转型  

摘要：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剧,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逐年增大,亟需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为我国居民的老年生活保障提供支撑。而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第一支柱支付压力较大、第二支柱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因此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障作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为研究对象,从供需两侧出发,以我国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文化视角和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制约我国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望能够为促进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率提升提供多角度的思考与对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回顾国内外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以代际交换理论、金融排斥理论等作为相关理论基础,使用多水平Logistic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下的保险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保险年鉴》的2013、2015、2017、2018年4期数据进行合并,形成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主要探讨了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供需侧影响因素、养儿防老观念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探讨了主要因素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作用的年龄、性别、城乡、工作类型差异。研究得到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需求侧方面,收入水平、互联网信息渠道、存在养儿防老观念均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存在显著正向作用;第二,在供给侧方面,保险中介机构数量、保险从业人员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而保险业数字化水平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存在显著促进作用;第三,养儿防老观念正向调节了收入水平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正向作用,而负向调节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正向作用。第四,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年龄、性别、城乡及工作类型等四个方面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建议政府和相关保险企业从政策、宣传方面发挥文化导向作用,促使居民正确认识到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和子女养老发挥互相促进、补充的作用;同时对供给侧进行提质的改革,运用保险科技手段提升保险数字化水平,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购买渠道、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激发居民商业养老保险的投保积极性。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业碳排放强度   中介效应  

摘要：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重申“双碳”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十四五”时期对于全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我们需要利用这个窗口期,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双碳”目标有机融合,用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双碳”目标和农业绿色转型成为可能。数字普惠金融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打破了传统金融在地域范围、使用深度等方面的桎梏,其本身“普惠+数字化”的特性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农业碳减排做出贡献,本文以此为依据展开叙述,分析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因此本文通过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寻求未来农业转型升级、高速优质发展的可靠路径。本文首先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碳排放的内涵,梳理了金融和低碳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通过改变农户行为进而降低农业源头的碳排放强度,并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支撑,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产业调整、提高农民创业积极性、提高农产品贸易以及农业技术进步四个角度解读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作用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北大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其整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东西地区发展差异明显。由此同时,借鉴田云等的研究结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农作物灌溉面积和农产品总播种面积5个角度构建2011-2020年农业碳排放的指标体系,此结果与农林牧副渔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本文的研究主体——碳排放强度,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此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根据测算结果,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碳排放量的时空差异特征。为了进一步探明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影响效果,同时运用了中介效应模型,引入农业技术进步作为中介变量,深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的中介模型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西地区差异明显。第二,农业碳排放总量在2011-2020年间呈倒U型,呈现出快速增长然后缓慢下降的趋势,2015年是个转折点,碳排放强度呈现先缓慢下降后急速下降的趋势,2017年是个节点。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农业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业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搭建金融与环保服务平台、设置专项资金,鼓励农民创新、金融机构下沉市场以及深化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粮食生产   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摘要： 民以食为天,解决十四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和强农惠农的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将中国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但当前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粮食生产的弱质性使其仍然很容易受到外来风险的冲击,加之国内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压缩了粮食生产空间,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长期稳定是任何发展阶段都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加大财政支农投入、稳定粮食总产量、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从理论上讲,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粮食生产,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财政补贴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满足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要求,其次,财政资金的支持可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农户会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和精力进行精耕细作,以达到提高粮食产出水平的目的。基于此,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促进了县域粮食产量的增加,政策效果是否存在动态效应,若该政策能够影响粮食生产,则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我国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次分别对县域整体及产粮大县的粮食产出和要素投入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展开描述,并检验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再次,基于双重差分法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影响的平均效应及动态效应,并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关于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我国县域粮食总产量增速逐渐放缓,各生产要素投入量整体变化趋势趋同,产粮大县粮食产出水平及各要素投入水平均明显高于非产粮大县。第二,高产量县域与产粮大县在空间分布上重合,证实了我国粮食总产量主要来源于产粮大县,且各县域之间粮食产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高产量县域对周边县域的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第三,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冲击能够有效提高各县粮食产出总量,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即当年的粮食生产情况会受到前期的政策影响。第四,通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主要是通过调动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引导其增加土地、劳动力和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提高粮食产出水平的。 结合已有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中央财政应持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在保证粮食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弥补产粮大县在其他产业上的利益缺失。其次,政府应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调整资金分配结构,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同时划拨统筹资金供地方政府和生产者自由支配,用于购买各项生产要素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再次,应建立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衡量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引导地方高效使用奖励资金,建立健全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奖惩机制。最后,应提升科技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注重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大科技投入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还应加强人才保障,积极引进农业领域高端人才,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增收。

关键词： 普惠金融   融资约束   企业创新   经营绩效  

摘要： 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历史、普惠金融指数编制以及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居民消费等方面的影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但学术界关于普惠金融与企业间关系的研究非常匮乏,现有少数针对企业领域的研究大多仅仅局限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这两个方面。 本文以企业经营绩效为切入点,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编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结合其他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并探究两者间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企业经营绩效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通过采用逐步回归系数法,对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经营绩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传导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在普惠金融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即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而充足的研发投入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成功率,并最终使企业通过创新提升经营效率,扩大利润规模。同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业经营绩效的作用受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权企业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其对于非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大于制造业;对于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非民营企业。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最后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及中小企业三方主体出发,从五个维度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助力普惠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 多发性骨髓瘤   生物标志物   RBM15   6-甲基腺嘌呤   自噬  

摘要： 研究背景和目的: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以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过度增生为特征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MM患者常伴有骨痛、贫血、肾功能损害和感染等症状体征。尽管新型药物的出现和治疗策略的改良使MM患者获得了更好的预后,但MM患者的早期识别、复发难治和耐药仍是巨大的挑战。因此,深入探索MM的发病机制,更好地解决MM的临床诊治难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的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参与了MM的发生发展,包括遗传学异常、骨髓微环境的改变和表观遗传学异常。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osine,m6A）作为表观遗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包括MM在内的众多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研究m6A修饰因子在MM中的生物学作用,进一步明确其致病机理和发病机制,能够为优化MM的诊疗和开发靶向药物提供新的思路。本课题旨在研究m6A的关键修饰酶RBM15在MM患者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并进一步研究RBM15通过m6A甲基化修饰调控MM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明确其在MM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MM寻找新的临床诊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第一部分:多发性骨髓瘤密切相关的m6A关键修饰因子的筛选鉴定方法:（1）收集2021年10月-2022年10月期间于上海长征医院初次确诊为MM的患者的骨髓15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常捐献者的骨髓15例,从中分选出CD138阳性（CD138+）细胞,通过m6A RNA甲基化定量试剂盒（比色法）检测两组细胞的总体m6A修饰水平;（2）采用m6A RNA甲基化定量试剂盒（比色法）检测常用的五株人骨髓瘤细胞系:KM3、U266、LP1、RPMI8226和NCI-H929细胞的总体m6A修饰水平;（3）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下载并预处理健康捐献者和MM的微阵列数据集,并联合基因差异表达分析和生存分析,筛选m6A相关修饰因子;（4）随机收集上海长征医院2021年10月-2021年12月期间的22例健康体检者和22例MM患者的外周血,并分选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通过q RT-PCR检测RBM15在对照组和MM患者组骨髓CD138+细胞、外周血PBMCs中的表达情况。结果:（1）MM患者的m6A修饰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2）MM细胞系KM3、U266、LP1、RPMI8226和NCI-H929的m6A修饰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3）生信分析结果提示RBM15与MM的发生发展及预后相关;（4）RBM15在MM患者骨髓CD138+细胞和外周血PBMCs中均异常高表达。结论:RBM15在MM患者中高表达且与MM的不良预后有关,有望成为MM治疗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第二部分: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外周血PBMCs中RBM15表达水平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方法:（1）在2022年1月-2022年11月期间于上海长征医院收集50例初次确诊为MM的患者、20例评估为病情进展期的MM患者和30例评估为完全缓解的MM患者以及45例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样本,并通过q RT-PCR检测RBM15在上述MM患者外周血PBMCs中的表达情况;（2）分析上述初诊MM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肌酐、β2微球蛋白、血钙、乳酸脱氢酶、DS分期、ISS分期、R-ISS分期等临床指标与其外周血PBMCs中RBM15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探讨RBM15在MM诊断中的价值;结果:（1）初诊MM患者和疾病进展期MM患者的RBM15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完全缓解期MM患者和健康体检者;（2）RBM15在ISS分期为Ⅲ期的MM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分期为Ⅰ/Ⅱ期的患者,且其表达量与MM患者血清β2微球蛋白和血肌酐水平显著正相关;在分型为Ig G/Ig A的MM患者中,其RBM15表达量与血清Ig G/Ig A含量正相关;ROC分析结果显示,RBM15作为独立诊断指标时,其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78,在联合血清白蛋白和血红蛋白后AUC为0.995,在联合血肌酐后其AUC为0.818;结论:RBM15的表达水平与MM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相关,且具有成为MM诊断和治疗监测标志物的潜能。第三部分:RBM15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中的生物学作用方法:（1）通过在MM数据集GSE24080进行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探讨RBM15在MM中的潜在作用机制;（2）通过q RT-PCR检测RBM15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