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价值效应
行为金融学
风险理论
多因子模型
摘要:
价值效应的提出源于美股市场,其含义在于通过估值指标(账面市值比、盈利市值比等)划分的价值股相对于成长股可以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Fama and French(1992)研究发现CAPM模型无法有效地解释价值效应,于是利用账面市值比(Book to Price)构建了价值因子,与市场因子和市值因子组成了著名的三因子模型。价值效应在美股市场的强势表现一直持续到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2006年至2020年美股市场中持续出现“价值泡沫”的现象(Israel et al.,2020;Arnott et al.,2020),即成长股收益远高于价值股,随之而来的便是价值因子的失效,学术界最新研究表明这种泡沫现象已经蔓延到全球股票市场;国内研究方面针对于价值效应的文献较少,早期的学术研究结论为中国股市存在价值效应,但是尚未有相关文献研究发生在全球市场范围的“价值泡沫”是否波及到中国股市。出现“价值泡沫”之后,价值效应的成因以及形成机制再次成为学术界和业界重点研究的话题:价值股和成长股收益差异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划分价值股和成长股的依据是否已经不再有效?学术界对于价值效应的成因相关研究分为两派:风险理论学派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学派。标准金融学中的风险理论认为价值股比成长股风险更高,继而获得更高的风险补偿;行为金融学理论则认为价值效应的形成是因为投资者行为偏差造成的错误定价。Piotroski et al.(2012)在错误定价的基础上提出预期差理论,该理论认为单一估值划分的价值股和成长股分别代表较低的市场预期和较高的市场预期,只有当市场预期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预期不一样时,才会有价值溢价的产生,故价值效应实际上是市场预期低于内在价值预期的价值股和市场预期高于内在价值的成长股之间产生的,而具有一致预期的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没有价值溢价。国内研究方面关于价值效应成因的文献较少,对于使用何种估值指标划分价值效应也并没有统一定论。Liu et al.(2019)利用盈市率(Earning to Price)构建了符合中国股市的价值因子,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因子模型;作者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壳价值污染”,由于独特的IPO审核制度导致小市值股票因具有壳溢价比大市值拥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而价值股通常比成长股拥有更高的市值,所以价值效应的部分收益会被市值效应所抵消。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在对于价值效应的研究中将剔除掉的30%的小市值公司,避免“壳价值污染”。基于以上背景和动机,本文首先验证中国股票市场价值效应的存在性;其次针对于价值效应背后的逻辑以及预期差理论进行探究;最后将价值效应以及预期差效应进行多因子模型的检验;本文经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股票市场存在价值效应,“价值泡沫”现象没有出现。为了保证结果的全面性,本文同时将净市率BP、盈市率EP、现市率(Cash to Price)和销市率(Sales to Price)共计四种估值指标构建的价值效应进行全面的考察,时间范围为2006年至2020年,单变量投资组合排序结果表明国内股票市场并未出现“价值泡沫”现象,在等权重情况下BP和SP构建的价值效应可以取得较为显著的收益,但是市值加权后的价值效应不再显著,可以判断出小市值效应和“壳价值污染”影响了价值效应,接下来本文控制住市值与“壳价值污染”之后,结果表明价值效应的显著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盈市率EP的价值溢价提升最为明显,其构建的价值效应取得了最显著的月收益。第二,行为金融学理论相对于风险理论对于解释价值效应的成因更为有效。本文采用双变量独立排序的方法检验了行为金融学投资者反应过度(Lakonishok et al.,1994)与有限关注(Daniel and Titman,2006)造成的错误定价与风险因素能否解释价值效应。结果表明投资者行为偏差(个股均值回复、换手率异象)对净市率BP、现市率CP、销市率SP构建的价值效应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其均在控制了错误定价变量之后不再有显著的价值溢价,但是行为金融学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盈市率EP构建的价值效应。传统金融学风险理论认为价值股比成长股具有更高的风险beta,然而实际结果表明两者的风险beta值差距很小,系统性风险对于价值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本文尝试从其他风险因素的角度切入检验价值效应,包括特质波动风险(Stambaugh et al.,2015)、财务风险(Griffin and Lemmon,2002)、和流动性风险(Liu,2006)。特质波动风险最初由于其不符合高风险高回报的传统风险理论也被称为“特质波动率之谜”,该谜题被Stambaugh et al.(2015)从套利不对称的角度解答,特质波动风险在股票被高估(低估)时与预期收益负相关(正相关),但是其负相关程度要高于正相